出自《旧五代史》
三年，坚乞罢兼领节钺，许之。《册府元龟》云：同光中，崇韬再表辞镇，批答曰；“朕以卿久司枢要，常处重难。或迟疑未决之机，询诸先见；或忧挠不定之事，访自必成。至于赞朕丕基，登兹大宝，众兴异论，卿独坚言，天命不可违，唐祚必须复，请纳家族，明设誓文，及其密取汶阳，兴师入不测之地；潜通河口，贡谋占必济之津。人所不知，卿惟合意。迨中都啸聚，群党窥陵，朕决议平妖，兼收浚水，虽云先定，更审前筹，果尽赞成，悉谐沈算，斯即何须冒刃，始显殊庸。况常山陆梁，正虞未复，卿能抚众，共定群心，惟朕知卿，他人宁表。所以赏卿之庞，实异等伦；沃朕之心，非虚渥泽。今卿再三谦逊，重叠退辞，始纳常阳，请归上将，又称梁苑，不可兼权。如此周身，贵全名节，古人操守，未可比方，既览坚辞，难沮来表。其再让汴州，所宜依允。” 会客省使李严使西川回，言王衍可图之状，庄宗与崇韬议讨伐之谋，方择大将。时明宗为诸道兵马慈管当行，崇韬自以宦者相倾，欲立大功以制之，乃奏曰：“契丹犯边，北面须藉大臣，全倚总管镇御。臣伏念兴圣宫使继岌，德望日隆，大功未著，宜依故事，以亲王为元帅，付以讨伐之权，俾成其威望。”庄宗方爱继岌，即曰：“小兒幼稚，安能独行，卿当择其副。”崇韬未奏，庄宗曰：“无逾于卿者。”乃以继岌为都统，崇韬为招讨使。是岁九月十八日，率亲军六万，进讨蜀川。崇韬将发，奏曰：“臣以非才，谬当戎事，仗将士之忠力，凭陛下之威灵，庶几克捷。若西川平定，陛下择帅，如信厚善谋，事君有节，则孟知祥有焉，望以蜀帅授之。如宰辅阙人，张宪有披榛之劳，为人谨重而多识。其次李琪、崔居俭，中朝士族，富有文学，可择而任之。”庄宗御嘉庆殿，置酒宴征西诸将，举酒属崇韬曰：“继岌未习军政，卿久从吾战伐，西面之事，属之于卿。” 军发，十月十九日入大散关，崇韬以马箠指山险谓魏王曰；“朝廷兴师十万，已入此中，傥不成功，安有归路？今岐下飞挽，才支旬日，必须先取凤州，收其储积，方济吾事。”乃令李严、康延孝先驰书檄，以谕伪凤州节度使王承捷。及大军至，承捷果以城降，得兵八千，军储四十万。次至故镇，伪命屯驻指挥使唐景思亦以城降，得兵四千。又下三泉，得军储三十余万。自是师无匮乏，军声大振。其招怀制置，官吏补置，师行筹画，军书告谕，皆出于崇韬，继岌承命而已。庄宗令内官李廷安、李从袭、吕知柔为都统府纪纲，见崇韬幕府繁重，将吏辐辏，降人争先赂遗，都统府唯大将省谒，牙门索然，由是大为诟耻。及六军使王宗弼归款，行赂先招讨府。王衍以成都降，崇韬居王宗弼之第。宗弼选王衍之妓妾珍玩以奉崇韬，求为蜀帅，崇韬许之。又与崇韬子廷诲谋，令蜀人列状见魏王，请奏崇韬为蜀帅。继岌览状谓崇韬曰：“主上倚侍中如衡、华，安肯弃元老于蛮夷之地，况余不敢议此。”《九国志王宗弼传》：宗弼送款于魏王，乃还成都，尽辇内藏之宝货，归于其家。魏王遣使征犒军钱数千万，宗弼辄靳之，魏王甚怒。及王师至，令其子承班赍衍玩用直百万，献于魏王，并赂郭崇韬，请以己为西川节度使。魏王曰：“此吾家之物，焉用献为！”魏王入城，翼日，数其不忠之罪，并其子斩之于市。李从袭等谓继岌曰：“郭公收蜀部人情，意在难测，王宜自备。”由是两相猜察。 庄宗令中官向延嗣赍诏至蜀，促班师，诏使至，崇韬不郊迎，延嗣愤愤。从袭谓之曰：“魏王，贵太子也，主上万福，郭公专弄威柄，旁若无人。昨令蜀人请己为帅，郭廷诲拥徒出入，贵拟王者，所与狎游，无非军中骁果，蜀中凶豪，昼夜妓乐欢宴，指天画地，父子如此，可见其心。今诸军将校，无非郭氏之党，魏王悬军孤弱，一朝班师，必恐纷乱，吾属莫知暴骨之所！”因相向垂涕。延嗣使还具奏，皇后泣告庄宗，乞保全继岌。庄宗复阅蜀簿曰：“人言蜀中珠玉金银，不知其数，何如是之微也！”延嗣奏曰：“臣问蜀人，知蜀中宝货皆入崇韬之门，言崇韬得金万两，银四十万，名马千匹，王衍爱妓六十，乐工百，犀玉带百。廷诲自有金银十万两，犀玉带五十，艺色绝妓七十，乐工七十，他财称是。魏王府，蜀人赂不过遣匹马而已。”庄宗初闻崇韬欲留蜀，心已不平，又闻全有蜀之妓乐珍玩，怒见颜色。即令中官马彦珪驰入蜀视崇韬去就，如班师则已，如实迟留，则与继岌图之。彦珪见皇后曰：“祸机之发，间不容发，何能数千里外复禀圣旨哉！”皇后再言之，庄宗曰：“未知事之实否，讵可便令果决？”皇后乃自为教与继岌，令杀崇韬。时蜀土初平，山林多盗，孟知祥未至，崇韬令任圜、张筠分道招抚，虑师还后，部曲不宁，故归期稍缓。 四年正月六日，马彦珪至军，决取十二日发成都赴阙，令任圜权知留事，以俟知祥。诸军部署已定，彦珪出皇后教以示继岌，继岌曰：“大军将发，他无衅端，安得为此负心事！公辈勿复言。”从袭等泣曰：“圣上既有口敕，王若不行，苟中途事泄，为患转深。”继岌曰：“上无诏书，徒以皇后教令，安得杀招讨使！”从袭等巧造事端以间之，继岌既英断，僶俛从之。诘旦，从袭以继岌之命召崇韬计事，继岌登楼避之，崇韬入，左右楇杀之。崇韬有子五人，廷信、廷诲随父死于蜀，廷说诛于洛阳，廷让诛于魏州，廷议诛于太原，家产籍没。明宗即位，诏令归葬，仍赐太原旧宅。延诲、廷让各有幼子一人，姻族保之获免，崇韬妻周氏，携养于太原。 崇韬服勤尽节，佐佑王家，草昧艰难，功无与比，西平巴蜀，宣暢皇威，身死之日，夷夏冤之。然议者以崇韬功烈虽多，事权太重，不能处身量力，而听小人误计，欲取泰山之安，如急行避迹，其祸愈速。性复刚戾，遇事便发，既不知前代之成败，又未体当时之物情，以天下为己任，孟浪之甚也。及权倾四海，车骑盈门，士人谄奉，渐别流品。同列豆卢革谓崇韬曰：“汾阳王代北人，徙家华阴，侍中世在雁门，得非祖德欤？”崇韬应曰：“经乱失谱牒，先人尝云去汾阳王四世。”革曰：“故祖德也。”因是旌别流品，援引薄徒，委之心腹；佐命勋旧，一切鄙弃。旧僚有干进者，崇韬谓之曰：“公虽代邸之旧，然家无门阀，深知公才技，不敢骤进者，虑名流嗤余故也。”及征蜀之行，于兴平拜尚父子仪之墓。尝从容白继岌曰：“蜀平之后，王为太子，待千秋万岁，神器在手，宜尽去宦官，优礼士族，不唯疏斥阉寺，骟马不可复乘。”内则伶官巷伯，怒目切齿；外则旧僚宿将，戟手痛心。掇其族灭之祸，有自来矣。复以诸子骄纵不法，既定蜀川，辇运珍货，实于洛阳之第，籍没之日，泥封尚湿。虽庄宗季年为群小所惑，致功臣不保其终，亦崇韬自贻其灾祸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