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自《清代学人列传》
《大学》有本，而格物乃所以知本。西河遂有《格物知本》说，他说： "是以学者用功从格物始，但就物之本末而量度之，知明德先于新民，修身、正心、诚意先于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而知先之学全在知本，所谓格物也；格者，知也，量度也。 "此《大学》初下手处，第约略简点，毫不用力，祗求《大学》之本在何所而已。"（《毛西河先生全集?格物之本》） 所谓用功从格物始，只是说通过格物而知道工夫的本末先后，即所谓"知先之学"。以"格"为知，而"物"即物之本末。知先之学得到后，则得知《大学》之本之所在。 格物后而知本在修身，而修身以诚意为本，西河说： "植物以修身为本，而修身则又以诚意为本。虽身有心意，不分先后，而诚意之功则先于正心，何则？以意之所发，始知有善不善。亦意有所发，始能诚于为善，与诚于不为不善，正心时无是事也。是以诚意二字，为圣门下手第一工夫。......"（同上） "诚意""为圣门下手第一功夫"，这就是西河之所谓本，即修身为明德之本，诚意又修身之本，此为圣功！ 原来朱熹之格物，不完全是道德学上的修养工夫，他的物还是客观存在，承认客观存在，此所以决定朱熹的二元论。阳明之学则否定客观存在，一切归之于心，遂以格物为知本之学，化物为心。西河之说，不过是绕道而行，结果格物只是道德学上的认识论而已。但西河究竟讲通了格物致知，不似晦翁之心物两截。也许西河的理解近于《大学》原意，因为通过客观存在的究究没法达到道德学上的完整，道德与存在实在是没法合在一起。 我们说西河的解释也许近于《大学》原义，并不是肯定西河的理论，只是说以唯心解唯心，也许比二元解一元要直截了当些。 （四）辨"道学" 宋代理学又称作道学，所以《宋史》有《道学传》，以其讲道、器，讲理、气也，此后还以道学为儒家正统，而阳明心学不与焉。道学既奉为儒家正统，而阳明非道学，于是阳明亦非儒家正统。西河以王学为宗，于是有"道学"之辨。他说， "惟道家者统，自起于老子而下，......私相授受以阴行其教，谓之道学。道学者，虽曰以道为学，实道家之学也。......是以道书有道学传，专载道学。人分居道观，名为道士。土者，学人之称，而《琅书经》曰，士者何理也？身心顺理，惟道之从，是名道学，又谓之理学。...... "逮至北宋，而陈抟以华山道士自号希夷，与种放、李溉辈张大其学，竟搜道书《无极尊经》及张角《九宫》，倡太极河洛诸教，作道学纲宗，而周敦颐、邵雍与程颢兄弟师之，遂篡道教于儒书之间。......至南宋，朱熹直丐史官洪迈为陈抟特立一名臣大传，而周程诸子则又倡道学总传。于《宋史》中使道学变作儒学，见南宋儒人皆以得附希夷道学为幸。如朱氏《寄陆子静书》云，熹衰病益深，幸叨祠禄，遂为希夷直下孙，良以自庆。又《答吕子约书》云，熹再叨祠禄，遂为希夷法眷，冒忝之多，不胜渐惧。是道学本道家学，......至华山而张大之，而宋人则又死心塌地以依归之，其为非圣学断断如也。 "向在史馆，同馆官张烈倡言，阳明非道学，而予颇争之，谓道学异学，不宜有阳明，然阳明故儒也。时徐司寇闻余言，问道学是异学何耶？予告之，徐大惊，急语其弟......，敕《明史》不立道学传，只立儒林传。......赖皇上圣明，直谕守仁之学过高有之，未尝与圣学有异同也。于是众论始定。...... "予谓圣学之中，原该道学。初学圣人只谓之学，学圣。既成，即谓之道。学者，道之始，道者，学之终，既非两途，又非两事，且并无两工夫。第从事于此，而学在是，道即在是焉。是以圣学圣道只在忠恕，......例圣学之该圣道，概可见矣。"（《西河文集．辨圣学非道学文》） 这段话交待清楚，宋代理学受有道家和道教的影响。这一点朱熹并不讳言，他对于道教经典有时还推崇过分，只是后来有朱陆之争，彼此以异学相讥，遂讳言"二氏"。但圣学既包有道学在内，谓理学为道学亦无不可，所以西河也说"圣学之中原该道字。......学圣既成，即谓之道"。但他以为程朱道学来自道家，而《宋史．道学传》以程朱为正统，那么后来史传不宜有道学。圣学既然包括道学，谓阳明非道学则不可，但与道家有关之道学则无阳明，而阳明故儒也。阳明为儒而朱熹为道，此即道家之道，异学也。圣学道学之争，实亦朱学王学之争，西河以朱子为异学而主阳明，在清初是王学之皎皎者。但后来史家于西河之王学未予重视，而多评论其经学考据，亦未免本末倒置。 （五）《古文尚书冤词》 《伪古文尚书》自宋吴才老疑为伪书，至清初阎若璩的《古文尚书疏证》已成定案．而西河仍以《伪古文尚书》为真，他在《与阎潜丘论尚书疏证书》中有云： "昨承示《尚书疏证》一书，此不过惑前人之说，误以《尚书》为伪书耳。其于朱陆异同则风马不及，而忽诟金溪并及姚江，则又借端作横枝类。《尚书》本圣经，前人妄有遗议者，亦但以出书早晚，立学先后为疑，未尝于经文有不足也。且人心道心虽《荀子》有之，然亦《荀子》引经文，不是经文引《荀子》，况《荀子》明称道经，则直前古遗文，即《易通卦验》所云，燧人在伏羲以前，置刻道经，以开三皇五帝之书者是也。又且正心、诚意本于《大学》，存心见性见之《孟子》，并非金溪、姚江过信伪经，始倡为心学，断可知矣。今人于圣门忠恕，毫厘不讲，而沾沾于德性问学，硬树门户，此在孩提稚子，亦皆有一诋陆辟王之见存于胸中。以尊兄卓识而拾人牙慧，原不为武，然且趋附之徒，借为捷径，今见有以此而觊进取者。尊兄虽处士，然犹出入于时贤时贵之门，万一此说外闻，而不谅之徒藉为口实，则以此而贻累于尊兄之生平者不少，吾愿左右之閟之也。......鄙意谓《尚书疏证》总属难信，恐于尧舜孔子千圣相传之学，不无有损。"（《西河文集》） 这不是从《尚书》本身之真伪来论证《尚书》，只是从道统立场来论证《尚书》。《尚书?大禹谟》之所谓"十六字心传"， 见于《荀子》，而西河谓《荀子》本于《道经》，《道经》即《易通卦验》，乃隧人在伏羲以前，置刻《道经》以开三皇五帝之书。这是毫无根据的言论，以此来论证《尚书》，只能说明西河之陋，而不能说明其博。但西河之疑《周礼》却是有见地的意见。 总之，西河非朴学，粗枝大叶，以之方于亭林、百诗，非其伦也。全谢山所撰《西河别传》有云； "西河所撰过富，经后儒审正，有造为典故以欺者（如谓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在唐时已与《论》、《孟》并列之小经），有造为师承以示人有本者（如所引《释文》旧本，考之宋椠《释文》亦并无有，盖捏造也），有前人之误已经辩正，而尚袭其误而不知者（如邯郸淳写魏石经，洪盘洲、胡梅磵已辨之，而反造为陈秦《魏志》原有邯郸写经之文），有不考古而妄者（如熹平石经《春秋》并无《左传》，而以为有《左传》），有信口臆说者（如谓后唐曾立石经之类），有前人之言本有出，而妄斥为无稽者（如《伯牛有疾章》，《集注》出于晋栾肇《论语驳》，而谓朱子自造，则并《或问》、《语类》亦似未见者，此等甚多），有因一言之误而诬其终身者（如胡文定公曾称秦桧，而遂谓其父子俱附和议，则籍溪、致堂、五峰之大节俱遭含沙之涉矣），有贸然引证而不知其非者（如引'周公朝读书百篇'而以为书百篇之证，周公岂及见《冏命》、《甫刑》、《毕命》等书耶），有改古书以就已者（如《汉书?地理志》回浦县乃今台州以东，而谓在肖山之江口，且本非县名，其谬如此）。"（《鲒埼亭集外编》） 以此而从事考据，鲜有不误者。西河于阳明学不能说无心得，虽然这是一种唯心主义体系，但我们称道他的心得，不等于称道他的体系。经学非其所长，人品亦为时人所疵议，但于音律乃有独到，而李塨曾从之问学。全谢山之评价不无可议处也。 ○梅文鼎（附：仲弟文鼐、季弟文鼏、子以燕） 梅文鼎（1633-1721），字定九，又字勿庵，安徽宣城人。 年二十七，与弟文鼐共习台官交食法，著《天学骈枝》六卷。值天学书之难读者，必求其说，至废寝食。畴人弟子，皆折节造访，人有问者亦详告之无隐。所著天算之书八十馀种。 初，先生尝读《元史授时法经》，叹其法之善，作《元史天经补注》二卷，又以授时实集古算法之大成。然创法五端外，大率多固古术。因参校古术七十馀家，著《古今天法通考》七十馀卷。授时以古术考古今冬至，取鲁献公冬至证统天术之流，然依其本法步算与授时所得正同，作《春秋以来冬至考》一卷。《元史》西征庚午元术："西征"者，谓太祖庚辰也；"庚午元"者，上元起算之端也。志讹太祖庚辰为"太宗"，不知太宗无庚辰也。又讹上元为庚子，则于积年不合也。考而正之，作《庚午元法考》一卷。授时非诸古术所能比，郭守敬所著《法草》，乃法经立法之根。括其义之精微者，作《郭太史法草补注》二卷。《立成》传写讹舛，不得其说，不敢妄用，作《大统立成法》二卷。授时法于日缠盈缩，月离迟疾，并以垛积招差立算，而九章诸书无此术，从未有能言其故者，作《平定三差详说》一卷。--此发明古法者也。 先生又以唐之九执算法，实为西法之权舆，其后有婆罗十一曜经及都聿利斯经，曾九执之属。在元则有札马鲁丁西域万年法，在明则有马沙亦黑马哈麻之回回法，西域天文书，天顺时贝琳所刻《天文实用》，即本此书。作《回回法补注》三卷，《天文书补注》二卷，《三十杂星考》一卷。表景生于日轨之高下，日轨又因于里差而变移，作《四省表景立成》一卷。《周髀》所言里差法，即西人之说所自出，作《周髀算经补注》一卷。浑盖之器，最便行测，作《浑盖通宪图说订补》一卷。西国日月以太阳行黄道三十度为一日，作《西国日月考》一卷。西术有细草，犹授时之有通轨也，以天指大意隐括注之，作《七政细草补注》三卷。新法有《交食蒙求》、《七政蒙引》二书并逸，作《交食蒙求订补》二卷，附说二卷。监正杨光先《不得巳日食图》，以金环与食甚时分为二图，而各具时刻，其误非小，作《交食作图法订误》一卷。新法以黄道求赤道，交食细草用仪象志表，不如弧三角之亲切，作《求赤道宿度法》一卷。谓中西两家之法，求交食起复方位，皆以东西南北为言；然东西南北惟日月行午规而又近天顶，则四方各正其位矣。自非然者，则黄道有斜正之殊，而自亏至夏，经历时刻，展转迁移，弧度之势顷刻易向。且北极有高下而随处所见不同，势难施诸测验。今别立新法不分东西南北之号，惟人所见日月圆体，分为八向，以正对天顶处，命之曰上，对地平处，命之曰下；上下联为直线，作十字横线，命之曰左，曰有；此四正向也。曰上左、上右，曰下左、下右，则四隅向也。乃以定其受食之所在，则举目可见。作《交食管见》一卷。太阳之有日差，犹月离交食之有加减，时因表说有误，作《日差原理》一卷。火星至为难算，至地谷而始密；解其立法之根，作《火纬本法图说》一卷。订火纬表记，因及七政，作《七政前均简洁》一卷。金水岁轮绕日，其度右移；上三星轨迹，其度左转；若岁轮则仍右移。作《上三星轨迹绕日圆象》一卷。《天问略》取黄纬不真，而列表从之误。作《黄赤距纬图辨》一卷。西人谓日月高度等，其表影有长短，以证日远月近，其说非是。作《太阴表影辨》一卷。新法《帝星句陈经纬》刊本互异，作《帝星句陈经纬考异》一卷。测帝星句陈二星为定夜时之简法，作《星晷真度》一卷。--以上皆以发明新法算书，或正其误，或补其缺也。 康熙间，清廷开局修《明史》，《天文志》为吴任臣所修，徐善。刘献廷、杨文言各有增定，最后以属黄宗羲，黄又以属先生。先生择其讹舛五十馀处，以天草通轨正之，成《明史志拟稿》三卷。虽为大统而作，实以阐明授时之奥，补《元史》之阙略。其总目凡三：曰发源，曰立成，曰推步。又作《天志赘言》一卷，大意言明用大统，实即授时，宜详《元史》所阙以补未备。又回回法承用三百年，法宜备书明郑世子之《天学》，袁黄之《天法新书》，唐顺之、周述学之《会通回法》。以庚午元法例例之，皆得附录。其西法方今见行，然徐、李测验改宪之功不可灭也，亦宜备载缘起。 康熙二十八年，先生至京师，大学士李光地请其作简要之书，俾人人得其门户，因作《天学疑问》三卷。四十二年，光地扈驾南巡，驻跸德州，有旨取文鼎书，以《天学疑问》进，奖谕有加。四十四年又南巡，召对御舟中，赐御书扇幅及珍馔，并赐"绩学参微"四大字。五十一年，命其孙瑴成内廷学习；明年，赐举人；又明年，赐进士。先生所著书，魏荔彤兼济堂纂刻者凡二十九种。瑴成别为编次，